兆富配资填平“样品”到“商品”的鸿沟，上海涌现一批“科学家合伙人”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节点，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困扰着产业界：中国拥有庞大的专利申请量和科研经费投入兆富配资，但科技成果转化率——这一衡量创新效率的核心指标，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已从2010年的25%提升至35%，但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理事长马蔚华今年在一场论坛上公开表示。

从实验室的“样品”到生产线上的“商品”，中间存在一条被称作“死亡之谷”的鸿沟。而在上海，一个被称为“技术经理人”的专业群体和一批新型科技服务机构正在试图填平这道鸿沟，成为连接创新链和产业链的关键“摆渡人”。

从“科技红娘”升级为“科学家合伙人”

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推动技术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关键主体。但传统技术转移机构由于专业能力不强、收入来源单一等共性问题，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促进自身发展等方面均面临诸多困境。如何形成自身的良性循环，是上海这几年正在探索的。

目前，上海正推动技术交易场所、科技成果转化功能型平台以及市场化、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等多类型服务主体“百花齐放”，开展“孵投结合”“服务换股权”“技术经理人兼任CEO”等模式创新，破解服务价值瓶颈。

第一财经调研发现，上海正涌现一批新型服务机构，这些机构已超越传统“科技红娘”的简单对接模式，升级为“科学家合伙人”，扮演创新发现、价值共创、风险投资与资源整合等角色，全程陪跑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有效突破传统科技服务的价值瓶颈。

以上海国科新研国际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下称“国科新研”）和上海探九技术转移有限公司(下称“探九”)为代表的典型机构，正突破传统技术转移机构服务边界，探索设立“成果转化门诊”，创新“孵投结合”模式，以及委派技术经理人下沉项目等做法，有效打通成果转化关键堵点。

探九技术创始合伙人邹涛对第一财经介绍，他们在5年多时间里服务的成果转化、技术转移和孵化投资案例涉及AI、机器人、先进制造、新材料、生物制造、生命健康、环保ESG等领域兆富配资，项目超过300个；其中，促成成果转化合同登记、技术交易总额近20亿元，孵化项目企业累计实现市场化融资额超26亿元，项目合计估值超120亿元。

以他们促成的天然产物合成生物项目为例，虽然该项目技术创始人是两位院士，经过十余年的研发打磨，掌握了国际领先的生物合成技术，但由于创始团队均为知名院士、技术专家，在产品化、商业化落地能力和精力上呈现明显短板。

“我们作为项目孵化方和商业运营团队，参与了项目全链条的落地孵化和运营赋能，并担任公司董事，主导负责公司成果转化、技术转移、概念验证、历次融资、商业运营以及中试平台建设。”邹涛介绍，自2021年公司成立至今，他们协助公司先后完成3轮融资，累计融资额近亿元，完成全国首个天然产物生物制造示范线建设，并入选首批国家级生物制造中试能力建设平台，生产产物已进入多家龙头企业的实际产品应用中。

他对记者解释，一个完全由技术团队构成的主体，即使初步完成成果转化，形成了落地主体公司，但没有后续以投行视角审视产业化进程的孵化赋能，依然无法跨越技术成果转化过程中的“达尔文之海”。技术、商业、资本是技术转移转化中不可或缺的铁三角，光有技术实力，或者即便产学研能相结合，但没有技术经理人和项目经理人的双管齐下，以及陪跑孵化的科技投行团队的深度介入，科研团队依然很难独立、快速、有效地让技术形成高价值产品进而实现技术商品化。

随着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介入加深，上海科技服务业的商业模式正在发生质变，告别依赖技术交易收入与财政补贴的传统模式，向以价值要素为核心的科技投行模式加速转型。这种聚焦早期科创项目育成的专业服务路径，正通过“技术价值发掘+孵化赋能+运营执行+3C人才派遣+资本运作”的闭环，破解科技成果转化难题。

“成果转化需要跨越从技术到产品、从产品到商业化的两道‘死亡之谷’，必须构建‘技术经理人+概念验证+金融赋能+产业引爆’的四位一体投行服务平台。”国科新研创始人佟艳辉表示。针对行业普遍缺乏复合型转化人才的痛点，公司将技术经理人定位为“投行项目负责人”，推出“技术经理人兼任CEO”模式——让技术经理人从项目筛选阶段就与科研团队建立深度协作关系，全程主导技术价值评估、专利布局和转化路径设计，并直接担任创业企业代理CEO，统筹团队组建、商业计划制定、运营架构搭建等核心管理事务，成为连接科研端与资本端的“科创投行创业合伙人”。

在创新药技术平台项目的投后赋能中，这一科技投行模式的优势得以显现。除了完成专利打包转让的基础服务，他们还从顶层架构设计、管线规划，到匹配商业化、临床、技术、资本等多维度要素，再到后续基础设施搭建与产品推广，护航技术从实验室走向资本市场。

这种科技投行模式不仅为科研人员创业缓解了初期资金压力，更发挥了投行的信用背书与资源整合作用，助力企业对接更多风投资本。数据显示，自2020年成立以来，国科新研已投资孵化早期项目近二十个，年均新增3~4个持股标的，孵化项目估值实现10~20倍增长，累计助力企业融资近20亿元。

技术经理人是核心资产兆富配资

升级换代的科技服务机构背后，是上海坚持市场化机制构造的科技成果转化生态。

传统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曾长期受困于效率低下的怪圈。一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机构负责人形象地比喻：“过去，高校和医院的成果转化往往靠‘缘分’，或者是行政指令式的‘拉郎配’。”

这种低效首先体现在供需对接的错位上：科学家手握技术寻找买家，企业虽有需求，却因晦涩的专利文档和未经验证的实验室数据而不敢下手。

同时，比对接更核心的痛点在于“定价与合规”的制度枷锁——公立机构的无形资产如何定价才不涉及国有资产流失？科学家的收益如何分配才合法合规？

如何打通这些堵点，给专业服务机构入场提供契机。

“我们现在做的，是给技术‘洗澡’和‘包装’。”上述负责人解释道。一项原始技术，需要经过知识产权的清洗（确保无纠纷）、技术成熟度的评估、商业场景的验证，甚至需要服务机构先行垫资进行概念验证，才能变成一个可被市场交易的“标的”。

在这一生态中，技术经理人是核心资产。

在上海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改革的背景下，技术经理人不再是简单的“牵线人”，而是复合型的“产品经理”。依托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等平台，上海交大、同济大学、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等单位为技术转移方向学历教育、非学历技术经理人培养提供专业课程和实训基地，为改革试点单位优先配备实习技术经理人。

图为东部中心金叶子/摄

东部中心执行总裁邹叔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上海这两年成果转化的数据攀升背后，除了赋权改革的作用，还有大批技术经理人的成长。他介绍，这两年，东部中心加大对技术经理人的培育力度，目前已与上海8所高校展开合作，开设了技术转移相关学历教育课程，同时为了更好与市场化、企业中的技术经理人合作共盈，还申请在上海成立第一家技术经理人事务所。“科学家和企业家谈的方向还是不太一样的，我们（技术经理人）要做好翻译，一项项去落实。”

上海也对这群从事专业服务的人员作出倾斜，为培育发展专业的技术经理人队伍，打出一套“组合拳”：在2025年“东方英才计划”中，首次单设技术转移领域，形成“青年—拔尖—领军”的完整人才梯队；在上海市经济、自然科学、工程系列职称评审中，均设立了与技术经理人相关的学科或方向，打通职业发展路径；同时，将取得市场显著业绩的技术经理人直接纳入人才引进落户范围，系统提升技术经理人的职业认同与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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